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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放弃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需要满足一定的程序，因为程序本身也是自由权利的一部分。

事实发现的能力以及其他实务技能更适宜于在实务工作中培养，而非法学教育的重点。当然，让学生在大学阶段对法律实践有一定的接触，对实务技能有一定的了解是有意义的。

因此，在入学后，为其开设一批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课程，不仅可以使其开阔眼界，为法学课程的学习准备一定的知识和理解力，而且可以为其将来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好的起点。[9]关于基础教育的一个有见地的反思，参见黄玉峰：《教学生活得像个人》，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57]法学院主要课程(以一年级的必修课程为代表)的教学具有高度的理论性，而并不训练实务技巧。转引自Brian Z. Tamanaha,Law as a Means to an End: Threat to the Rule of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38.尽管波斯纳对法条主义(legalism)带有一定的敌意，但是他明确承认，法条主义的方法在美国决定了多数的案件，但是，由于美国法带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并且由于美国特殊的政府结构以及政治文化，法官常常要在判决中作出政治性的决定。另一部分则是国家层面的、由各州组织的所谓必修科目考试，通常包括三门民法、两门公法、一门刑法(均为5个小时)的笔试以及综合涉及三个领域的一门口试，这占总成绩的70%。

律师工作的分工现在更加精细化，因而更具有这一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开始更多地聘用全职教师，直至其成为绝大多数课程的教师。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培养法官能力仍然是德国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

各种法律技能中，最核心的是法律解释的能力。那么，案例练习可以达到何种具体的教学效果？ 第一，对案例的分析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因此学生必须去找法。何老师甚至没有刻意培养诉讼律师的能力，因为这意味着要求学生尽可能地从原告或者被告的角度提出对己方最有利的主张。因此，多数教师们倾向于选择最节约精力的教学方式，通常来说就是讲授方式，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

而且，这种训练的最适宜的课程是基础的民法课程，而非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课程或者专业实习。通过案例练习，学生需要独立面对法条解释上的疑难，独立地运用各种解释方法，衡量不同的解释结论，并得出明确的结论。

[7]笔者这里仅从法律适用的能力出发。而民事诉讼法是最为全面的程序法，每一个法科学生都应有透彻的了解。[67]这是2004年国家司法考试试卷三的单选第11题的原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从2010年起设置法科特班，从三年级本科生中择优录取少数学生免试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

打个比方，一个没有学过医但是操刀20年、自学成才的民间医生，也许有其独到之处，但是不可能和训练有素的外科医生相比。他们会搜集各地、各级法院就该问题的判决，搜集有关学说，以便更为准确地知道：一旦涉诉，法院会如何判决。而法律职业是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5]关于法科学生学习状态的一个有趣的描述和分析，参见蒋志如：中国法学教育的双输？，《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1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285以下。

德国历史学家尼佩代(Nipperdey)说，完全中学造就了一个民族。所以，本文所称的法官能力，其要求大大超过法院目前所达到的程度。

[17]比如，赵晓力教授在对法律硕士提建议的时候说：总体上，我们法学院现在的课程设置仍然是以诉讼和法庭为中心的。[47] 笔者认为，考虑到开课能力和学生的就业去向，至少在那些精英法学院，应特别强调基础理论课程的重要性，并大幅增加学分数。

另外一个考虑是，中国的本科生有诸多的外语、政治课等要求，基本集中在前两年，预备知识教育与其可以同时完成。需要注意的是，专任教师在传授法学知识和法律适用技能时，需要训练学生对事实问题的敏感。转引自Brian Z. Tamanaha,Law as a Means to an End: Threat to the Rule of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38.尽管波斯纳对法条主义(legalism)带有一定的敌意，但是他明确承认，法条主义的方法在美国决定了多数的案件，但是，由于美国法带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并且由于美国特殊的政府结构以及政治文化，法官常常要在判决中作出政治性的决定。第9—10学期，除了少量必修课外，学生主要学习各个不同专业方向的课程15—20学分。[8]参见刘思达：《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页133。过早地面对疑难问题，会牵扯过多精力，妨碍对基础知识的全面学习。

显然，后两类职业的从业人员的人数要少得多，不足以作为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13]而只需要在基础课程的具体内容上略微顾及这两类工作的角度，开设一些选修课程以便有这两类职业志向的学生深入学习，也就足够了。第五，学生可以养成检索、阅读、归纳、评价法律资料的能力。

能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专业课程，不会超过五门，甚至常常只有两三门。[52]何美欢，见前注[2]，页6—7。

它可能需要高度的职业技能，包括庭审技巧(例如询问当事人与证人)，而这是专任教师缺乏的经验。4.为何不设定更为宏大的目标？ 有学者认为，法律人才应当具备系统、精深的法学理论功底和较强的实务操作技能，具备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多学科知识体系，而法学院应当提供拿来即可使用的制成品。

进而，教师还必须实时指出错误，给学生重新再做的机会，从而达到练习的目的。但是，通识教育是法学教育与大学中其他专业教育的共同点，而非法学教育的特点。何老师从未认为精英法学院应当把为大律所培养商务律师作为主要目标，尽管她尤其重视法科毕业生能否胜任大律所的工作，并从这个角度来反思中国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这样，经过漏洞补充的《民法通则》第92条适用于本案，就得出了与最初不同的结论：王先生无须支付5元钱。

这对于检察官来说自不待言(其主要工作是将刑事案件起诉到法院，或者监督民事、行政案件的审理)。然而，直接促成本文的是2010年去世的何美欢老师。

但是，不能等到一个完美的法制环境来到之后，再训练学生的法律能力。更重要的是，刑法是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方式可以获得最为充分、集中和清晰地体现的法律部门。

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成为大体的共识。他们的工作属于各种方式的、繁简程度不一的法律适用工作。

齐佩利乌斯，见前注[24]，页130。当然，某种专门训练也有一定的裨益，因此，法学院可以在本科高年级设置一门研究交易框架设计的课程，通过几个例子来训练这种灵感以及转化的技巧，以便将来能够举一反三。限定学生必须学习一门，是因为只有高级案例练习课才能够深入地培养专业技能，使其具备上述列举的各项能力。而这种判断力无法通过单纯的教导而获得，必须通过训练。

如果采用下文所建议的六年制学制，则应在相当于硕士阶段的第五年设置不同的专业方向，学生应当选择其中一个专业。所以，法教义学并不排斥社会科学、哲学乃至人文关怀的介入。

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就是在有关证明规则约束下形成主观确信的过程，也需要通过长期的实践来积累经验。但是，在该法被废止之前，法官只能适用它。

所以，教育的首要目标仍然只能是让学生将来成为训练有素的执业者。剩下的东西，只能源于实践。